吳寶春的樸實成功學：每年初始和自己訂一個新約

吳寶春之所以能「出頭」，不只是懂得緊抓機運、更在於他比一般人「敢」，他敢夢、更敢追。有幾個人能做到像他這樣，每年初始，都會在這種贈品日曆筆記上、用有些稚氣的筆跡和字句，寫下當年的「目標」，然後拼死達成的？(主圖：楊惠君攝；小圖：吳寶春＜麥方＞店提供)

作者：楊惠君

身高和學歷，曾是他自覺矮人一截的心裡陰影。在麵包工廠裡，他得穿上高一兩吋的特製麵包鞋，才搆得著麵包架的頂層；只有國中畢業而能拿下世界冠軍成為台灣之光，「學歷不重要」、「唸書不重要」卻是他極度害怕自己故事被錯誤引導的方向。這個月底，他將飛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完成修業兩年的EMBA碩士論文口頭報告，自覺心裡虛空著的一塊，似乎才補實了些。

吳寶春三個字，儼然已是台灣麵包的代名詞。當然，和許多一出頭便成標靶的成功人士一樣，這些年依然有些烘培界的耳語：「只是早年台灣沒有組隊參加世界麵包大賽，否則，哪裡輪到他。」

日曆筆記本首頁寫下年度目標

說這些話的人沒意會到，吳寶春之所以能「出頭」，不只是懂得緊抓機運、更在於他比一般人「敢」，他敢夢、更敢追。

曾一起參與他的麵包書籍工作，有段貼身近距離觀察的機會。他真正過人之處，並非他超群的麵包技藝，事實上，他早轉型至研發和管理，麵包實際製作已由店裡年輕師傅負責，年輕師傅透過嚴謹的訓練與流程，手藝也不會輸給這位世界冠軍。而是他看似溫和的個性，對品牌經營管理高度堅持的原則；在「飛上枝頭」後，仍保有那一絲「嚮往更美好」的童真。或許，那也正來自他過往那些「自卑」才讓他永不「自滿」，一直動力十足往上探索。

他的吳寶春(麥方)店，每日打烊後必徹底清潔消毒、製作麵包的工廠可以做到不留一絲麥粉屑，使得當時書籍製作的拍攝工作，必須在晚上十點後開始，結束往往是凌晨一、兩點。而習慣早上六、七點起床工作的他，該是最痛苦的人，卻從不曾因此讓消毒工作配合拍攝而暫停一次。雖然每天熬夜工作令包含我在內的工作人員幾乎爆肝，但見證這周遭親友也常光顧的麵包店能如此「表裡如一」，反倒因為安心而對台灣燃起信心。

當然，這是近年過多黑心商家以及行銷故事塑造虛偽品牌內涵的「過度反應」，其實那該是企業根本的良心，不應成為「驚喜」。真正讓我眼睛一亮的是，他把一年一年的日曆筆記本妥善收藏在抽屜裡，倒是2010年世界麵包大師賽個人冠軍盃擱在倉庫裡。

每年年底，人人都會收到像保險公司或來往機構單位送的公關日曆本，常還覺得太土氣丟在一旁，最後送資源回收。正如往往恭賀新喜後就迷迷糊糊開展的一年，得要到歲末了才驚覺人生未有長進、但日子已被回收。

吳寶春卻像個小學生一樣，每年初始，都會在這種贈品日曆筆記上、以他有些稚氣的筆跡和字句，寫下當年的「目標」：

2010年是「以2010世界杯麵包冠軍為目標，加油、加油、加油」、2011年是「以母親的名字成立基金會，陳無嫌慈善基金會，莫忘初衷」、2012年是「年度目標，10月台北店開幕」…。

他會在文末簽名，像是和自己簽訂的契約。然後，每一天，在新的日子裡察看行事曆時，都由這一頁開始翻閱，像不斷提醒自己「不要毀約」。也像是每一天給自己的打氣「一定可以」。

成功往往無需深奧的哲理，單純、直接、行動，吳寶春的筆記本，正透露他這套樸實簡約的成功學；而幾乎每年都能達標，則顯示他的認真與執著。

2010年世界大師賽冠軍盃打包放入倉庫，把榮耀收起，重新歸零。（圖：楊惠君攝）

鼓勵員工讚美同事還給獎

儘管2016年，他寫下的「把三位麵包選手帶到世界高峰，冠軍！」退了一格，選手們捧得亞軍確實讓他有點失落、但卻沒有失望，過去整整一年多的集訓、努力，帶著年輕選手朝夢想追逐，日子沒有白白浪費，反而讓他又燃起更巨大的目標，朝向籌組常設性的國家隊培訓機制邁進。

他更是「格言」的實踐者，在員工休息室裡貼上素養、清潔、清掃、整頓、整理的守則。與社會賢達或菁英交談獲得啟發，便會回頭在自己的公司裡落實。像是一次與亞都麗緻集團總裁嚴長壽的交談，聽嚴談起「企業文化該要懂得讚美與反省」，便點亮他的腦子，去年開始在麵包店晨會推動「讚美與反省」時間，這對內斂的台灣人來說，往往覺得肉麻又難啟齒，有員工私下向他抱怨「不知道要說什麼？」、「為了讚美而讚美，根本沒有意義呀?」

吳寶春倒是有自己的見解，「一定要度過這個撞牆期，不能因員工反彈就放棄，之後同事為了晨會的準備，開始去仔細關注別人，這就已是很好的轉變。因為職場上難免有些小磨擦，而一旦讚美的話說出口後，那些磨擦造成的芥蒂也就消失了。」這便是典型的吳氏「溫柔的堅持」。

要求員工總不忘給予誘因，也是吳寶春不失厚道之處。每月讚美別人最多的員工，可以有兩張免費電影票、每年度的冠軍則有兩萬元的員工出國補助。就像他認為做麵包具備的不只要有技法、也要有眼界，而語文是開展眼界最基本的工具，因此一直提供員工進修日文的學費，全勤上課者再發給全勤獎金獎勵；若無故缺課，學費就得自付。

他更讓優秀的員工幹部入股，像是今年世界麵包大賽歐式麵包代表隊成員謝忠祐，便是一路跟著他的學生，如今也是吳春寶(麥方)店的合夥人。「過去麵包店老闆常感嘆，師傅栽培成熟了、就跑了，但是我們也該問問自己留不住人，是不是沒有給年輕師傅『未來』？讓他們入股，他們會為這個店更努力付出，因為是為了自己的事業打拼、不是為了老闆打工。」吳寶春說。

吳寶春的麵包店貼上員工守則。（圖：楊惠君攝）

將獲EMBA學位 追求企業永續經營

兩年多前，吳寶春申請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EMBA，引起「台灣留不住人」、「都是老闆何需學位」等軒然大波。但他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方向毫無遲疑，對少年失學的他而言，讀書是比做麵包艱困數十倍的路，但他仍然挺下去。本月底他以自己的麵包店為案例，要赴新加坡對自己論文「商業模式的創新」做口試，若一切順利，七月可拿到文憑。而在高雄、台北後，年底台中店將開幕，他特別聘請了日本的專業顧問，將導入更新的營業模式，他唸書、不為虛名和文憑，是一開始就打算「學以致用」。

近年台灣烘培業發展快速，民眾品嚐的水準和要求也提升，人人都有一套「麵包經」、都有自己私心偏好的「愛店」。但光講求美味，造就的可能只是流行風潮；得內化為文化與產業根基才能形成品味。法國就算沒有拿到世界麵包冠軍，沒有人會懷疑他們麵包水準是世界牛耳。

    普瓦蘭麵包(楊惠君攝)

如果你嚐過法國那家20世紀初便創立的「普瓦蘭」（Poilane）麵包店焙，仍以柴火爐烘焙、自然發酵加上天然海鹽，像塊磚沉又重的兩公斤歐式麵包，一口咬下酸味濃、麵包硬，絕非亞洲人偏好的口味。但再細細咀嚼，傳說的前、中、後味好像層層在口腔裡撞擊開；但也許，不是因為你的味蕾多麼細膩，而是腦子被百年來以麵包帶動營養研究、藝術創作、工藝傳承等對這家麵包聖殿的尊敬與仰慕一波一波漫開，進而刺激了味覺的爆發。

「我常常在想像，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天，會是什麼模樣和心情？我希望那時，沒有留下任何遺憾，不曾放棄過任何一個想要挑戰的目標，並且能替台灣麵包師傅留下更多的希望。」吳寶春想做的，早已不是一味「好吃」的麵包；而是如他心中嚮往的「普瓦蘭」經典那樣，一個永世留傳的麵包企業與文化。這個目標，必須一年復一年累積、用掉一本又一本的日曆筆記本，要比一回世界冠軍挑戰更多、對台灣的意義也更大。

即便為了出書的示範拍照，也堅持要在店裡清潔消毒完之後。（圖：楊惠君攝）

（本文轉載自《民報》）

把世界帶進「家」，這個曾經限制她自由的地方---番紅花城的苿莉

早晨的陽光灑在煙霧繚繞的番紅花城

作者：蘇立（原文標題：《番紅花城的茉莉》，轉載自《周刊巴爾幹》）

「只要兩支雌蕊，就能染紅兩公升的水」，民宿老闆茉莉（Yasemin Yapici）扭開茶几上寫著「番紅花」的玻璃罐，往我的鼻子靠；一股木質調的蜂蜜香，劃過山城飄傳的柴薰味。
我從行李掏出臺灣的茉莉綠茶，感謝她還沒見到我的面，就跨洋幫我預約行程前一站的熱氣球之旅，「這是來自我家鄉的茶，上面寫著妳的名字」。
在番紅花城，低預算住宿的選擇其實不多；我在臺灣找了半天，只看到茉莉的民宿「以弗所」，也就直接付了訂金。我們用英文寫電子郵件、一來一往確認細節，溝通沒有問題。
茉莉的家，就這麼成為我土耳其之旅回到伊斯坦堡前的最後一站。

絲路的遺產

七百年前，駝著絲綢、瓷器、茶葉的旅客從中國啓程，出長城、度戈壁，前往顎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首都；到達終點前，他們同樣經過這個希臘文叫做狄奥多拉（Σαφράμπολις／Theodoroupolis）的山城。在這裡的土耳其浴場，侍者為各國商人刷去旅途的疲憊；大理石階上煙霧瀰漫，水氣裡的香草味纏著各種不同的語言，吞吐商業機密和國際情勢。
這裡產番紅花，不同別處盛產的紅花，呈色嫣紫豔麗。世紀以來，經過這裡的駱駝商隊，把這花價值連城的雌蕊帶出城。在亞洲，她們渲染僧侶的袈裟，在歐洲，她們浸透海鮮飯的米粒。
鎮上居民也把番紅花製成軟糖，跟著預卜未來的咖啡、蒸騰苦澀的紅茶，一起奉給尋找歇腳處的旅客。
於是，這座城市被稱為「番紅花城」（Safranbolu，結合土耳其文的番紅花safran，以及希臘文的城市polis）。
到了二十世紀初，鐵路開過掙脫外國侵略、正式獨立的現代土耳其。火車取代了牲口；番紅花城郊區的避暑別墅，也成了鋼筋水泥房。唯獨老城區的房子，至今仍立在鄂圖曼土耳其時代漆黑的木樑和粉白的石磚上，看盡帝國興衰、共和崛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伊斯蘭，知識的窗口

三十四年前，我的民宿老闆茉莉，就在番紅花城這樣一間三百年老的房子裡誕生。她的父親承襲家業，用色澤、香氣各異的玫瑰木、茶花木、櫻桃木製作拐杖；只是在二十世紀，購買拐杖的不是四處批貨的駱駝客，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茉莉父母和小她六歲的弟弟靠著賣拐杖，一個月收入大約現值一千里拉（約新台幣1萬1千5百元），生活勉強過得去。

茉莉的父親是守舊的穆斯林，不打算讓女兒念大學，所以茉莉十四歲就沒有再繼續念高中。但番紅花城數百年的商貿氣息，似乎驅策著茉莉要學習外語、走向世界；最後父親拗不過她，把茉莉送到位於伊斯坦堡老城區法提赫（Fatih）的伊斯蘭學校（Medrese Islamic School）。在那裡，茉莉的父親一個月支付三十里拉的伙食費，其餘的學費和住宿由富人捐贈贊助。

茉莉在伊斯坦堡最先要學的，是和另外二十九個同齡的女孩，在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約50坪）的房間裡生活。每天早上她們三點半起床，收整被毯地鋪；三十個人輪流摸索，張羅大家的伙食。然後她們準備五點的早課，五點半的晨禱，還有一整天的課程，包括以閱讀可蘭經為目標的阿拉伯文學習、伊斯蘭教義教導，一直到晚上十一點才能就寢。
「我們一次要買一個月的麵包，因為這樣，等到要吃的時候，麵包已經變得很乾很硬，我們就不會吃太多」，茉莉回想起這段艱苦的日子，啜了一口桌上的熱茶說，「唯一可以讓人暖和的是茶，但茶也煮很久，很苦很澀，我們只能趁老師不在的時後偷偷加點果醬，順便補充一點熱量」。

這樣的學校如同軍隊，不允許任何通訊設備；而且終年掩著窗簾，看不見古都的太陽。但茉莉很滿足，因為透過學習阿拉伯文，她可以自己獨立閱讀、理解可蘭經，來回穿梭懾人的宗教故事，就像獲得了無比的自由。
茉莉和同學每個禮拜只能到老師家一次，在監聽之下打電話給家人；茉莉的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一年之後，茉莉的父親打聽到學院生活真正的景況，告訴茉莉，她可以就此打住回家。但茉莉知道，這是她繼續學習唯一的機會，不願放棄。她咬著牙完成了四年的學業，通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

讓分享支撐家計

1999年秋天，正當番紅花盛開，茉莉從伊斯坦堡回到了家鄉。但是她已經長大，不甘於繼續幫父親賣拐杖。當時，茉莉老家隔壁的大宅，已經改成開放參觀的博物館；茉莉每天向熙熙攘攘的旅客兜售拐杖，也不時被問起她家是否提供民宿。茉莉心想，家裡有八個房間，父母用一間，她和弟弟一間，確實有多餘的空間可以提供給旅客。
一個月後，她跟家人提起這個點子。
「要跟陌生人一起住！」家人無法想像要把祖先的住所和異教徒、來路不明的旅客分享。
但是父親終究拗不過通曉伊斯蘭教義的長女。
家人最後同意讓茉莉用家裡的空間經營民宿，但從收整房間、招攬客人、準備早餐、搬運行李，家人都不會幫忙。就連額外的開銷，茉莉都得自己想辦法。
於是，茉莉開始每天蹲坐在門口百年的木檻上；
見到拜訪隔壁博物館的旅客，就上前用粗淺的英語，推銷自己的民宿生意。
但是這樣效果不彰。
來到老城區參觀的旅客，多半已經在到達城邊時就選好了住所。
於是茉莉決定每天早上五點，搭首班公車去長途巴士站，等待到達番紅花城的長途夜車。公車一靠站，她就主動上前，問下車的旅客有沒有需要住宿；如果客人有興趣，她就搭計程車帶客人去看家裡的房間。

有時候茉莉忙不過來，不能去公車站，在土耳其最大的巴士公司「都會」（Metro）櫃台工作的亞辛（Yalcin），就會打電話通知茉莉有旅客在找住所，甚至主動幫她向客人拉生意。
後來，亞辛也成為茉莉的丈夫。

來自遠東的奇緣
經營民宿的頭幾個月過去，家人看到茉莉一個人帶給家裡六、七倍的收入，也開始投入民宿的生意。茉莉的母親會幫忙鋪床、洗床單，而父親也會幫忙招呼客人、準備早餐。

一天中午，茉莉坐在家門檻上，等著向路過的旅客兜攬生意，碰見一對日本父女。由於日本父親在安卡拉大使館工作，會說一點土耳其語，所以茉莉得以和他們溝通。初次和來自遠東的旅客說話，茉莉興奮不已，邀請他們一起和家人共進午餐，完全沒有想到要推銷自己的房間。

原來，日本女孩Ayshe想要環遊世界，而土耳其是她的第一站。
Ayshe希望能夠待在茉莉家，而她父親也很放心；
一方面是他相信好客的茉莉，一方面他也方便從首都安卡拉到番紅花城，探望自己即將遠行的女兒。

Ayshe這一待，就是二十天。
在這二十天裡，茉莉和Ayshe一起收床鋪、一起跪著擦地板、一起和家人吃飯，週末時一起和Ayshe等待父親來訪。離別時，Ayshe和茉莉全家人哭成一團。

然而，這二十天留給茉莉的，不只是一段跨越國界的友誼。
二十天，茉莉用現代土耳其語使用的羅馬字母拼音，透過淺白的英語，跟Ayshe一字一字的學起日語。
就這樣，沒有字典、沒有教科書，等Ayshe要離開時，茉莉已經知道怎麼樣用日語招呼客人。

「其實日文和土耳其文的文法很像，我沒有你想像的厲害」，茉莉謙虛的說。
「我只是想，如果我可以用日語招呼客人，我以後就可以接待多數來番紅花城的亞洲旅客。」
那時是1999年，造訪番紅花城的亞洲人，有百分之八十是日本人。

而即將動身的Ayshe，帶著一百張茉莉民宿的名片，踏上環球的旅程。
凡是碰到正在旅行的日本人，Ayshe就推薦他們一定要到土耳其的番紅花城，去見如親人一般的茉莉。如果所住的民宿或青年旅館，有日本旅客留下的資訊交換簿（joho noto），Ayshe一定會留下相同的訊息，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人可以認識茉莉的熱情。
於是，茉莉的家開始擠滿日本人。
他們從敘利亞、從印度、從埃及、從伊朗、從尼泊爾、從泰國、從巴基斯坦，一路旅行到番紅花城，就像千年前的駱駝客。只是他們沒有駝著絲綢、批發香料，而是來尋找番紅花城的茉莉。

茉莉家雖然只有六個空房，但卻可以住下二十個習慣睡通鋪、不介意與陌生人同房的日本背包客。從此，茉莉家裡老是擠滿日本人；番紅花城的居民只要看到日本人，就知道一定是茉莉的客人。甚至有計程車司機，會把無法溝通的亞洲旅客，從車站直接載到茉莉家。

2001年，茉莉的民宿出現在著名的日文旅遊書「地球步方」（地球の歩き方）；二十歲的茉莉，把自己的家，變成日本旅客在絲路上必定造訪的驛站。

那年，有三個日本青年也想要環遊世界。他們從東京飛到了伊斯坦堡，第二站便尋著旅遊書到了茉莉家。他們本來預計在番紅花城待三天，沒想到一住就是三個月。旅期結束，他們也沒有環遊世界，而是帶著茉莉幫他們取的土耳其名字Omer、Osman、還有Hakan，直接從伊斯坦堡飛回東京。

擋不住的櫻花夢
這三個日本旅人在茉莉家待了一整個季節；
離開時，又是全家人哭成一團，但更留給茉莉流利的日語口說能力，同時帶給茉莉想要造訪日本的念頭。
茉莉，這個圍著頭巾長大的穆斯林女孩，鼓起勇氣向父親提出自己的想法。
而父親拖延這個棘手的問題，要她先訂婚再說；
沒想到茉莉訂了婚，父親又要她去問當時還是未婚夫的亞辛。
而亞辛像是跟老丈人說好似的，上演拖延的戲碼；說要等結了婚，再跟茉莉一起去日本度蜜月。
於是，2002年，茉莉結婚後，滿心期待的要踏上日本之旅，沒想到丈夫卻嘴角一縮，說他們沒有錢，日本太貴了。
「但是我們有結婚收到的金飾，我們可以賣掉！」茉莉依然記得她的辯詞。
亞辛才說，他的夢想跟茉莉不一樣；
他們可以去伊斯坦堡度蜜月，他們應該用金飾賣來的錢，去買一輛新車。
「我們不需要車！」茉莉沒想到結了婚，自己的命運，只是被一個男人交到另一個男人的手上；她的雙腳，仍舊無法踏出家門。
於是茉莉決定自己存私房錢，背著夫父，追尋自己的夢想。

2003年，茉莉存夠了錢；
她從沒有家人看得懂的信件，得知Ayshe在京都要結婚了。
於是，春暖花開的一天，茉莉告訴丈夫她要去長途巴士站、那個兩人相識的地方。
她就這樣走出了家門，人到了京都，才打電話回家。

「我沒有這個女兒，我准許你把她給休了！」茉莉的父親震怒，對著女婿發飆；然而亞辛說，他仍然愛著茉莉，說這也是他的不對，才會逼茉莉孤單的去追尋夢想。
一個月後，茉莉從飄著櫻花的京都，回到了番紅花城。丈夫亞辛涔著淚在車站接她，承諾以後茉莉要去哪裡，他都會一起跟隨。
回到老家，茉莉的父親心裡鬆了一口氣，但是一語不發，顯然怒氣未消。
茉莉在日本的照片沖洗出來後，她的父親更是暴跳如雷。

照片裡，京都博物館前的茉莉，穿著一身和服，在肩膀上擱著紙傘，一頭捲曲的褐髮整齊梳理、戴著頭簪。茉莉看起來像是明治維新時期，鹿鳴館裡的外交官夫人，不是保守穆斯林家庭的女兒。

「穆斯林女人包著頭巾，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美貌，不讓人注意」，透徹掌握伊斯蘭教義的茉莉解釋，「但是在日本，沒有人包頭巾，我這樣只會讓人更注意我，所以我就把頭巾拿了下來，當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融入人群。」
這時的茉莉二十二歲，在家掌握經濟大權，而且比家裡任何一個人都熟悉伊斯蘭教義，說起話來自然比較有份量；她遵守教義的精神，而不是教義的字句。
後來，她獨自去日本的故事，反而被父親拿來向旅客說嘴。

找尋自己的新家
2004年，開始有來自澳洲、加拿大、法國的旅客到茉莉家叩門。在茉莉詢問下，她才知道自己的民宿，被寫進了著名的英文旅遊書「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以及法文旅遊指南「米其林」（Guide Michelin）和「背包客」（Le Routard）。從此，茉莉的家變成了世界的縮影；她也開始跟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練習、精進英文。

到了2007年，茉莉花錢送進Fetine大學念觀光的弟弟畢業回家。
弟弟的英文還是沒有天天跟著旅客學習的茉莉好、也不會任何第二外語，卻開始對家裡的生意很有意見。從此，茉莉即使要用自己賺來的錢買張桌子，都會有來自父親、母親、弟弟、丈夫不同的聲音。
茉莉受不了，決定貸款去買一棟房子，經營自己的民宿。
她弟弟表示不滿，認為姊姊的錢是靠著爸爸的房子賺來的，他理當有一半的產權。
「我大笑一聲，然後就離開了」，茉莉說。

夢想，不能標價
2007年十月，氣溫逐漸下降，又到了番紅花盛開的時節。
茉莉得面對自己負債買來的空房子，手上牽著兩歲半的大兒子以弗所，肚子裡懷著小女兒，卻要回到八年前開始經營民宿的光景，重新招攬客人。
於是，她仿照從前，每天頂著凜冽的晨霧到長途巴士站，等夜車到達番紅花城，用英語、日語向前詢問旅客是否有住所，有沒有興趣去看她的民宿；而丈夫亞辛則負責照顧兒子、載客人往返。

2008年五月二十一日，小女兒出生，茉莉給她起名叫「亞洲」，紀念自己與東洋異國的緣份。茉莉按伊斯蘭慣例，坐月子四十天，然後又重新回到車站招攬生意、拉著客人的行李箱上樓。

靠著自己，茉莉把與兒子同名的新民宿「以弗所」經營的有聲有色；
圍著頭巾的她，除了日本，從來沒有踏上異國，但是從各國旅客的身上，她認識了不同的文化、學會不同的語言，把世界帶進「家」，這個曾經限制她自由的地方。

2012年夏天，茉莉經營自己的民宿才四年時間，又已經在番紅花城一坐蓋在溪上的清真寺對面，買了一棟新房子，準備裝潢成精品旅社。

茉莉說，她才買下新的房子，就有大財主上門，願意出將近一倍的價跟她買，但被茉莉斷然拒絕。
「這是我的夢想；而我走過這些路，知道夢想是沒有標價的。」面對自己的夢想，現在的茉莉，仍然是當初那個十七歲就幫旅客提行李上樓的女孩，仍然是那個二十一歲就拎著皮箱獨自飛到日本的妻子，仍然是那個二十五歲牽著兒子、懷著女兒到車站招攬生意的母親。

沒有疆界的芬芳

然而，茉莉從沒有停止學習。
2006年左右，茉莉發現造訪番紅花城的日本旅客驟降，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韓國人；因此，茉莉開始用同樣的方法，沒有字典、沒有教材，跟著造訪的客人學韓語。
到今天，茉莉已經能夠用韓語招呼客人，甚至幫忙訂車票。

現在的茉莉，覺得自己一定還得再學說中文、讀中文。
「你要說中文應該沒問題；但是中文字實在不好學，我們都得學十幾年」，我委婉的告訴茉莉。
「但這樣有一天，我就會看得懂你給我的茶包上，寫的是我的名字」，茉莉說。

 小小一撮雌蕊，就能讓整杯水泛黃的番紅花。

 茉莉將女兒起名亞細亞，紀念她與遠東的奇緣。

茉莉與她被寫進日文旅遊書的民宿資訊。

茉莉獨自經營的民宿就叫做以弗所，與兒子同名。 

(台灣背包客pupudog對Efe Guest House(埃菲社賓館)的詳細體驗:https://pupudog.com/2013/07/05/turkey%E5%9C%9F%E8%80%B3%E5%85%B6%E8%87%AA%E5%8A%A9%E8%A1%8C-safranbolu-%E7%95%AA%E7%B4%85%E8%8A%B1%E5%9F%8E/)

反對東西壞了就丟 修理咖啡廳成世界潮流

想像一下，你的智慧型手機螢幕破掉或是心愛的靴子破了個大洞，這時候你會怎麼辦？

有人可能會直接丟掉再買個新的，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另一個加入世界潮流的方法：帶著壞掉的東西到「修理咖啡廳」。

原來「不虞匱乏」不是的最佳狀態 - 感謝當年的「沒有退路」

文/蔡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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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不虞匱乏」不是生命初期的最佳狀態，反而處處匱乏的時候，我們才會明白，造物者將我們的眼睛放在前面，原來就不是要我們一直往後找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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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語調、吵好架

著有《魔女的復仇》的英國小說家薇爾敦（Fay Weldon）講過一句名言：
「不生小孩的最大優點是，妳可以繼續相信自己是好人；
    一旦有了小孩，妳就會明白戰爭是怎麼打起來的。」

幾乎在每一刻，
教養子女都包含了美好與恐怖的雙重特性，
而自責與責備則是伴隨成長期間的基本元素。
做父母的往往會認為，
孩子的行為必須在我們可以掌控的範圍才是安全的所在，
當場面失控時，我們便陷入無助與憤怒當中。

從 遭殺害的記者 後藤健二 體會一個國家的內在力量

遭IS綁架的日本記者後藤健二，最終還是遭到斬首。

王丹在臉書上說他自己的悲嘆與感慨。        

他說:

「跨年去日本，招待我上山賞雪泡湯的大西先生，今年不到四十歲，
      在美國的大學畢業後就致力於公益事業，成立了民間組織，
      專門到世界各地發生災難的地方從事救災工作，
      有些也是很危險的地方，比如伊拉克。

      他的助手更年輕，剛剛大學畢業，已經準備接班。

      我也看到過日本人義務到中國的沙漠地帶種樹的事蹟。

      日本作為一個戰敗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上都被剝奪了大國的資格，
      這是他們必須承擔的懲罰。

      但是，
      他們的人民，用自己的行動，國際關懷，人道主義的悲憫心胸，
       仍舊是自己的國家呈現了大國的風采。」

王丹的結論是:

「有這樣的人民，這樣的國家，是很難沈淪的。」

別人的國家可以屹立，為什麼要感慨?

王丹是民運人士，他的感慨是深沉的。

在中國，日本是"隨時都可以詆毀謾罵"的對象。

因為日本曾經那麼沒有天良，惡劣到極點的"鬼子"。

可偏偏日本在戰後的國力發展，卻不是僅用經濟力就可以限量的。

中國人很不願意承認日本這個國家竟然在道德與良心的實踐，也是高遠的。

像王丹說的大西先生，那種自發性熱血的，那種超越國家民族的博愛行動，那種無法用利益目的去衡量的義無反顧，說真的，要拿任何對日本的成見來套，都無用武之地。

遭殺害的後藤健二，更是其中一個典範!

後藤健二是怎麼樣的人呢?

直接從另一個日本人湯川遙菜來說起會比較好講。

作家顧爾德這樣寫:

「一個是生活落魄、喪妻破產卻充滿冒險幻想的中年男子；
       一個是長期在戰地報導受烽火摧殘平民的獨立記者。

      四十二歲的湯川遙菜，他曾經閹割自己性器官企圖自殺，被救回來但失去了性能力。

      之後，他幻想自己是二十世紀初滿裔日本間諜川島芳子轉世，
      所以把名字從「正雄」改為女性的名字「遙菜」。

      湯川把危險的中東戰地想像為救贖他充滿挫敗前半生的新疆域，
       他要去那裡學習如何對抗伊斯蘭戰士，
       進而可以為在衝突地區的日本企業提供軍事安全服務。

      他在二○一四年四月帶著夢想前往中東。
       湯川還沒學到什麼戰術戰略，很快就被一個敘利亞反叛組織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抓走。
       曾經為敘利亞自由軍做過翻譯的後藤健二，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去和反叛軍談判，救出湯川。

      兩人開始往來，並於去年六月再度一同赴伊拉克，湯川還在想著要學習戰地安全技能。
      這趟旅程他們安全回來了。

      兩個月後，湯川不顧後藤勸阻，再度赴敘利亞，走訪敘利亞自由軍。

      這次他沒有那麼幸運，在敘利亞自由軍與伊斯蘭國（ＩＳ）一場戰鬥中，被ＩＳ擄獲。

       他在戰地學來的求生戰術顯然派不上用場。
       湯川被伊斯蘭國戰士逮捕。

       八月十四日，湯川被ＩＳ刑求、逼問他為何到敘利亞的影音被上傳到網路。

      後藤決定去救他。

       不同於落魄的湯川遙菜想到戰地尋找新出路，
       四十七歲的後藤健二是有信仰的基督徒，三個孩子的爸爸。
      這位資深的獨立記者有多年戰地與衝突地區採訪經驗。

                (後藤和媽媽合影)

      他在一九九六年創立通訊社「獨立媒體」，為電視台拍攝製作新聞，為報紙寫文章，也出過五本書，談阿富汗戰火中的兒童，談非洲的愛滋病。

《經濟學人》（Economist）前東京分社主任崔克斯（Henry Tricks），二○一○年曾經在東京和後藤是鄰居。

他一月底在「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部落格上發表文章回憶後藤。

他描述這位談吐溫和的紳士，曾經在打保齡球時突然臉色蒼白，因為球在球道上滾動的轟隆隆聲音，讓他回想到伊拉克空襲的炸彈聲音。

後藤報導戰地新聞，關切的不是戰爭輸贏，而是戰火中的人。

崔克斯寫道：
「他述說那些被迫承受衝突與恐怖的凡夫俗子的故事，
  特別是小孩。這些人的韌性激勵了他。」

為了那些平凡的生靈，後藤深入危險地區採訪，他自己寫道：
「那些人總有些話要說，有信息要傳達。
      如果我能幫助他們將信息傳遞給世界，那麼就可能促成某種解決方法。」

據英文《日本時報》（Japan Times）報導，當後藤去年九月底想要去敘利亞尋找湯川時，日本外務省一度阻止他。

不過，十月初他還是去了，中旬平安返回日本後，外務省再度警告他不要再去。

後藤並沒有接受警告，十月下旬再度赴敘利亞。

十一月一日，後藤家人告訴外務省，他已失去聯絡。

日本《每日新聞》報導說，後藤是被導遊出賣。

十一月中旬，後藤家人收到來自ＩＳ的郵件，要求約二○億日幣的贖金。

今年一月二十日，ＩＳ在網絡公布後藤和湯川兩人影音，要求日本在七十二小時內交付二億美元贖金。

這個數額是因為首相安倍晉三一月十七日在開羅允諾二億美金的非武力援助給受ＩＳ之害的國家。

一月二十四日，ＩＳ再公布影音，畫面中後藤拿著湯川遙菜被斬首相片。

三十一日，再公布影音證實後藤健二也遇害。

在影音中，湯川看起來茫然不知所措，後藤則表現出堅毅神情。

甚至有人說，後藤藉眨眼睛傳遞摩斯電碼、要日本不要救他。

湯川與後藤在日本社會也引起不同評價，

前者被認為是為社會添麻煩的人，

後者則因為過去在新聞專業的表現受到尊敬。」

時局很困難，

這是個到哪裡都要高唱「競爭力」的世界。

當我們追求各項「競爭力」指標與排行時，
當我們已經為「競爭力」三個字感到疲勞時，

又聽到有人喊出「生命力」這個名詞。

可是仔細一聽，
提倡「生命力」的內容，

好像只是穿上另外一套衣服的「競爭力」而已。

什麼是「生命力」呢?

就是一個人在沒有任何利益與保護之下，
--我借一下王丹的話--

用自己的行動，國際關懷，人道主義的悲憫心胸，
去完成那純粹的仁心與夢想。

這根本不可能是任何國策可以推謀培養的東西!

而，

無論地球哪個角落土地上的人有了這樣東西，

我相信那塊地方也一定同時有了最寶貴的元神與精魂。

大地震也不會讓它沉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