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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3日 星期二

把世界帶進「家」,這個曾經限制她自由的地方---番紅花城的苿莉


早晨的陽光灑在煙霧繚繞的番紅花城


作者:蘇立(原文標題:《番紅花城的茉莉》,轉載自《周刊巴爾幹》)


「只要兩支雌蕊,就能染紅兩公升的水」,民宿老闆茉莉(Yasemin Yapici)扭開茶几上寫著「番紅花」的玻璃罐,往我的鼻子靠;一股木質調的蜂蜜香,劃過山城飄傳的柴薰味。
我從行李掏出臺灣的茉莉綠茶,感謝她還沒見到我的面,就跨洋幫我預約行程前一站的熱氣球之旅,「這是來自我家鄉的茶,上面寫著妳的名字」。
在番紅花城,低預算住宿的選擇其實不多;我在臺灣找了半天,只看到茉莉的民宿「以弗所」,也就直接付了訂金。我們用英文寫電子郵件、一來一往確認細節,溝通沒有問題。
茉莉的家,就這麼成為我土耳其之旅回到伊斯坦堡前的最後一站。

絲路的遺產

七百年前,駝著絲綢、瓷器、茶葉的旅客從中國啓程,出長城、度戈壁,前往顎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首都;到達終點前,他們同樣經過這個希臘文叫做狄奥多拉(ΣαφράμπολιςTheodoroupolis)的山城。在這裡的土耳其浴場,侍者為各國商人刷去旅途的疲憊;大理石階上煙霧瀰漫,水氣裡的香草味纏著各種不同的語言,吞吐商業機密和國際情勢。
這裡產番紅花,不同別處盛產的紅花,呈色嫣紫豔麗。世紀以來,經過這裡的駱駝商隊,把這花價值連城的雌蕊帶出城。在亞洲,她們渲染僧侶的袈裟,在歐洲,她們浸透海鮮飯的米粒。
鎮上居民也把番紅花製成軟糖,跟著預卜未來的咖啡、蒸騰苦澀的紅茶,一起奉給尋找歇腳處的旅客。
於是,這座城市被稱為「番紅花城」(Safranbolu,結合土耳其文的番紅花safran,以及希臘文的城市polis)。
到了二十世紀初,鐵路開過掙脫外國侵略、正式獨立的現代土耳其。火車取代了牲口;番紅花城郊區的避暑別墅,也成了鋼筋水泥房。唯獨老城區的房子,至今仍立在鄂圖曼土耳其時代漆黑的木樑和粉白的石磚上,看盡帝國興衰、共和崛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伊斯蘭,知識的窗口

三十四年前,我的民宿老闆茉莉,就在番紅花城這樣一間三百年老的房子裡誕生。她的父親承襲家業,用色澤、香氣各異的玫瑰木、茶花木、櫻桃木製作拐杖;只是在二十世紀,購買拐杖的不是四處批貨的駱駝客,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茉莉父母和小她六歲的弟弟靠著賣拐杖,一個月收入大約現值一千里拉(約新台幣115百元),生活勉強過得去。

茉莉的父親是守舊的穆斯林,不打算讓女兒念大學,所以茉莉十四歲就沒有再繼續念高中。但番紅花城數百年的商貿氣息,似乎驅策著茉莉要學習外語、走向世界;最後父親拗不過她,把茉莉送到位於伊斯坦堡老城區法提赫(Fatih)的伊斯蘭學校(Medrese Islamic School)。在那裡,茉莉的父親一個月支付三十里拉的伙食費,其餘的學費和住宿由富人捐贈贊助。

茉莉在伊斯坦堡最先要學的,是和另外二十九個同齡的女孩,在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約50坪)的房間裡生活。每天早上她們三點半起床,收整被毯地鋪;三十個人輪流摸索,張羅大家的伙食。然後她們準備五點的早課,五點半的晨禱,還有一整天的課程,包括以閱讀可蘭經為目標的阿拉伯文學習、伊斯蘭教義教導,一直到晚上十一點才能就寢。
「我們一次要買一個月的麵包,因為這樣,等到要吃的時候,麵包已經變得很乾很硬,我們就不會吃太多」,茉莉回想起這段艱苦的日子,啜了一口桌上的熱茶說,「唯一可以讓人暖和的是茶,但茶也煮很久,很苦很澀,我們只能趁老師不在的時後偷偷加點果醬,順便補充一點熱量」。

這樣的學校如同軍隊,不允許任何通訊設備;而且終年掩著窗簾,看不見古都的太陽。但茉莉很滿足,因為透過學習阿拉伯文,她可以自己獨立閱讀、理解可蘭經,來回穿梭懾人的宗教故事,就像獲得了無比的自由。
茉莉和同學每個禮拜只能到老師家一次,在監聽之下打電話給家人;茉莉的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一年之後,茉莉的父親打聽到學院生活真正的景況,告訴茉莉,她可以就此打住回家。但茉莉知道,這是她繼續學習唯一的機會,不願放棄。她咬著牙完成了四年的學業,通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

讓分享支撐家計

1999年秋天,正當番紅花盛開,茉莉從伊斯坦堡回到了家鄉。但是她已經長大,不甘於繼續幫父親賣拐杖。當時,茉莉老家隔壁的大宅,已經改成開放參觀的博物館;茉莉每天向熙熙攘攘的旅客兜售拐杖,也不時被問起她家是否提供民宿。茉莉心想,家裡有八個房間,父母用一間,她和弟弟一間,確實有多餘的空間可以提供給旅客。

一個月後,她跟家人提起這個點子。
「要跟陌生人一起住!」家人無法想像要把祖先的住所和異教徒、來路不明的旅客分享。
但是父親終究拗不過通曉伊斯蘭教義的長女。
家人最後同意讓茉莉用家裡的空間經營民宿,但從收整房間、招攬客人、準備早餐、搬運行李,家人都不會幫忙。就連額外的開銷,茉莉都得自己想辦法。
於是,茉莉開始每天蹲坐在門口百年的木檻上;
見到拜訪隔壁博物館的旅客,就上前用粗淺的英語,推銷自己的民宿生意。
但是這樣效果不彰。
來到老城區參觀的旅客,多半已經在到達城邊時就選好了住所。
於是茉莉決定每天早上五點,搭首班公車去長途巴士站,等待到達番紅花城的長途夜車。公車一靠站,她就主動上前,問下車的旅客有沒有需要住宿;如果客人有興趣,她就搭計程車帶客人去看家裡的房間。

有時候茉莉忙不過來,不能去公車站,在土耳其最大的巴士公司「都會」(Metro)櫃台工作的亞辛(Yalcin),就會打電話通知茉莉有旅客在找住所,甚至主動幫她向客人拉生意。
後來,亞辛也成為茉莉的丈夫。

來自遠東的奇緣
經營民宿的頭幾個月過去,家人看到茉莉一個人帶給家裡六、七倍的收入,也開始投入民宿的生意。茉莉的母親會幫忙鋪床、洗床單,而父親也會幫忙招呼客人、準備早餐。

一天中午,茉莉坐在家門檻上,等著向路過的旅客兜攬生意,碰見一對日本父女。由於日本父親在安卡拉大使館工作,會說一點土耳其語,所以茉莉得以和他們溝通。初次和來自遠東的旅客說話,茉莉興奮不已,邀請他們一起和家人共進午餐,完全沒有想到要推銷自己的房間。

原來,日本女孩Ayshe想要環遊世界,而土耳其是她的第一站。
Ayshe希望能夠待在茉莉家,而她父親也很放心;
一方面是他相信好客的茉莉,一方面他也方便從首都安卡拉到番紅花城,探望自己即將遠行的女兒。

Ayshe這一待,就是二十天。

在這二十天裡,茉莉和Ayshe一起收床鋪、一起跪著擦地板、一起和家人吃飯,週末時一起和Ayshe等待父親來訪。離別時,Ayshe和茉莉全家人哭成一團。

然而,這二十天留給茉莉的,不只是一段跨越國界的友誼。
二十天,茉莉用現代土耳其語使用的羅馬字母拼音,透過淺白的英語,跟Ayshe一字一字的學起日語。
就這樣,沒有字典、沒有教科書,等Ayshe要離開時,茉莉已經知道怎麼樣用日語招呼客人。

「其實日文和土耳其文的文法很像,我沒有你想像的厲害」,茉莉謙虛的說。
「我只是想,如果我可以用日語招呼客人,我以後就可以接待多數來番紅花城的亞洲旅客。」
那時是1999年,造訪番紅花城的亞洲人,有百分之八十是日本人。

而即將動身的Ayshe,帶著一百張茉莉民宿的名片,踏上環球的旅程。
凡是碰到正在旅行的日本人,Ayshe就推薦他們一定要到土耳其的番紅花城,去見如親人一般的茉莉。如果所住的民宿或青年旅館,有日本旅客留下的資訊交換簿(joho noto),Ayshe一定會留下相同的訊息,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人可以認識茉莉的熱情。
於是,茉莉的家開始擠滿日本人。
他們從敘利亞、從印度、從埃及、從伊朗、從尼泊爾、從泰國、從巴基斯坦,一路旅行到番紅花城,就像千年前的駱駝客。只是他們沒有駝著絲綢、批發香料,而是來尋找番紅花城的茉莉。

茉莉家雖然只有六個空房,但卻可以住下二十個習慣睡通鋪、不介意與陌生人同房的日本背包客。從此,茉莉家裡老是擠滿日本人;番紅花城的居民只要看到日本人,就知道一定是茉莉的客人。甚至有計程車司機,會把無法溝通的亞洲旅客,從車站直接載到茉莉家。

2001年,茉莉的民宿出現在著名的日文旅遊書「地球步方」(地球の歩き方);二十歲的茉莉,把自己的家,變成日本旅客在絲路上必定造訪的驛站。


那年,有三個日本青年也想要環遊世界。他們從東京飛到了伊斯坦堡,第二站便尋著旅遊書到了茉莉家。他們本來預計在番紅花城待三天,沒想到一住就是三個月。旅期結束,他們也沒有環遊世界,而是帶著茉莉幫他們取的土耳其名字OmerOsman、還有Hakan,直接從伊斯坦堡飛回東京。

擋不住的櫻花夢
這三個日本旅人在茉莉家待了一整個季節;
離開時,又是全家人哭成一團,但更留給茉莉流利的日語口說能力,同時帶給茉莉想要造訪日本的念頭。
茉莉,這個圍著頭巾長大的穆斯林女孩,鼓起勇氣向父親提出自己的想法。
而父親拖延這個棘手的問題,要她先訂婚再說;
沒想到茉莉訂了婚,父親又要她去問當時還是未婚夫的亞辛。
而亞辛像是跟老丈人說好似的,上演拖延的戲碼;說要等結了婚,再跟茉莉一起去日本度蜜月。
於是,2002年,茉莉結婚後,滿心期待的要踏上日本之旅,沒想到丈夫卻嘴角一縮,說他們沒有錢,日本太貴了。
「但是我們有結婚收到的金飾,我們可以賣掉!」茉莉依然記得她的辯詞。
亞辛才說,他的夢想跟茉莉不一樣;
他們可以去伊斯坦堡度蜜月,他們應該用金飾賣來的錢,去買一輛新車。
「我們不需要車!」茉莉沒想到結了婚,自己的命運,只是被一個男人交到另一個男人的手上;她的雙腳,仍舊無法踏出家門。
於是茉莉決定自己存私房錢,背著夫父,追尋自己的夢想。

2003年,茉莉存夠了錢;

她從沒有家人看得懂的信件,得知Ayshe在京都要結婚了。
於是,春暖花開的一天,茉莉告訴丈夫她要去長途巴士站、那個兩人相識的地方。
她就這樣走出了家門,人到了京都,才打電話回家。

「我沒有這個女兒,我准許你把她給休了!」茉莉的父親震怒,對著女婿發飆;然而亞辛說,他仍然愛著茉莉,說這也是他的不對,才會逼茉莉孤單的去追尋夢想。
一個月後,茉莉從飄著櫻花的京都,回到了番紅花城。丈夫亞辛涔著淚在車站接她,承諾以後茉莉要去哪裡,他都會一起跟隨。
回到老家,茉莉的父親心裡鬆了一口氣,但是一語不發,顯然怒氣未消。
茉莉在日本的照片沖洗出來後,她的父親更是暴跳如雷。

照片裡,京都博物館前的茉莉,穿著一身和服,在肩膀上擱著紙傘,一頭捲曲的褐髮整齊梳理、戴著頭簪。茉莉看起來像是明治維新時期,鹿鳴館裡的外交官夫人,不是保守穆斯林家庭的女兒。

「穆斯林女人包著頭巾,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美貌,不讓人注意」,透徹掌握伊斯蘭教義的茉莉解釋,「但是在日本,沒有人包頭巾,我這樣只會讓人更注意我,所以我就把頭巾拿了下來,當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融入人群。」
這時的茉莉二十二歲,在家掌握經濟大權,而且比家裡任何一個人都熟悉伊斯蘭教義,說起話來自然比較有份量;她遵守教義的精神,而不是教義的字句。
後來,她獨自去日本的故事,反而被父親拿來向旅客說嘴。

找尋自己的新家
2004年,開始有來自澳洲、加拿大、法國的旅客到茉莉家叩門。在茉莉詢問下,她才知道自己的民宿,被寫進了著名的英文旅遊書「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以及法文旅遊指南「米其林」(Guide Michelin)和「背包客」(Le Routard)。從此,茉莉的家變成了世界的縮影;她也開始跟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練習、精進英文。


到了2007年,茉莉花錢送進Fetine大學念觀光的弟弟畢業回家。
弟弟的英文還是沒有天天跟著旅客學習的茉莉好、也不會任何第二外語,卻開始對家裡的生意很有意見。從此,茉莉即使要用自己賺來的錢買張桌子,都會有來自父親、母親、弟弟、丈夫不同的聲音。
茉莉受不了,決定貸款去買一棟房子,經營自己的民宿。
她弟弟表示不滿,認為姊姊的錢是靠著爸爸的房子賺來的,他理當有一半的產權。
「我大笑一聲,然後就離開了」,茉莉說。

夢想,不能標價
2007年十月,氣溫逐漸下降,又到了番紅花盛開的時節。

茉莉得面對自己負債買來的空房子,手上牽著兩歲半的大兒子以弗所,肚子裡懷著小女兒,卻要回到八年前開始經營民宿的光景,重新招攬客人。
於是,她仿照從前,每天頂著凜冽的晨霧到長途巴士站,等夜車到達番紅花城,用英語、日語向前詢問旅客是否有住所,有沒有興趣去看她的民宿;而丈夫亞辛則負責照顧兒子、載客人往返。

2008年五月二十一日,小女兒出生,茉莉給她起名叫「亞洲」,紀念自己與東洋異國的緣份。茉莉按伊斯蘭慣例,坐月子四十天,然後又重新回到車站招攬生意、拉著客人的行李箱上樓。


靠著自己,茉莉把與兒子同名的新民宿「以弗所」經營的有聲有色;
圍著頭巾的她,除了日本,從來沒有踏上異國,但是從各國旅客的身上,她認識了不同的文化、學會不同的語言,把世界帶進「家」,這個曾經限制她自由的地方

2012年夏天,茉莉經營自己的民宿才四年時間,又已經在番紅花城一坐蓋在溪上的清真寺對面,買了一棟新房子,準備裝潢成精品旅社。


茉莉說,她才買下新的房子,就有大財主上門,願意出將近一倍的價跟她買,但被茉莉斷然拒絕。
「這是我的夢想;而我走過這些路,知道夢想是沒有標價的。」面對自己的夢想,現在的茉莉,仍然是當初那個十七歲就幫旅客提行李上樓的女孩,仍然是那個二十一歲就拎著皮箱獨自飛到日本的妻子,仍然是那個二十五歲牽著兒子、懷著女兒到車站招攬生意的母親。

沒有疆界的芬芳

然而,茉莉從沒有停止學習。
2006年左右,茉莉發現造訪番紅花城的日本旅客驟降,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韓國人;因此,茉莉開始用同樣的方法,沒有字典、沒有教材,跟著造訪的客人學韓語。
到今天,茉莉已經能夠用韓語招呼客人,甚至幫忙訂車票。

現在的茉莉,覺得自己一定還得再學說中文、讀中文。
「你要說中文應該沒問題;但是中文字實在不好學,我們都得學十幾年」,我委婉的告訴茉莉。
「但這樣有一天,我就會看得懂你給我的茶包上,寫的是我的名字」,茉莉說。

 小小一撮雌蕊,就能讓整杯水泛黃的番紅花。

 茉莉將女兒起名亞細亞,紀念她與遠東的奇緣。

茉莉與她被寫進日文旅遊書的民宿資訊。

茉莉獨自經營的民宿就叫做以弗所,與兒子同名。 







(台灣背包客pupudog對Efe Guest House(埃菲社賓館)的詳細體驗:https://pupudog.com/2013/07/05/turkey%E5%9C%9F%E8%80%B3%E5%85%B6%E8%87%AA%E5%8A%A9%E8%A1%8C-safranbolu-%E7%95%AA%E7%B4%85%E8%8A%B1%E5%9F%8E/)

2015年7月14日 星期二

原來「不虞匱乏」不是的最佳狀態 - 感謝當年的「沒有退路」



文/蔡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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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不虞匱乏」不是生命初期的最佳狀態,反而處處匱乏的時候,我們才會明白,造物者將我們的眼睛放在前面,原來就不是要我們一直往後找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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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經歷無數失敗 卻從做菜領悟人生哲理





曾為歌手的于冠華,一直對料理有極大興趣,過去十多年裡,多次在朋友的鼓吹下開餐廳,卻總以失敗收場。5年前正式拜美食家梁幼祥為師,才理解做菜沒有想像中容易。

于冠華回憶:
「我第一次做菜給梁幼祥吃,
   他還沒吃就說我的菜不好吃。
   因為我做菜的手腕不夠靈活、
   鍋鏟握得很緊,腰桿彎不下身。」


梁幼祥指出:
手腕不夠靈活,代表人際關係有問題;
鏟子握得很緊,表示只要一握有權力,就會緊緊抓著不放;
腰桿彎不下身,代表身段不夠柔軟。
因此,
于冠華從做菜的過程中,
看到了自己過去的盲點,
從料理中領悟出人生哲理。


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

「心理因素」居然會引起身體各部位的慢性疼痛? (網路報導)

原來「心理因素」居然會引起身體各部位的慢性疼痛?有時候總感覺身體莫名其妙的疼痛嗎?該注意一下心理健康了!




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變成殺手前的孩子


/王浩威


心理學家很少談邪惡,神學家現在也不多談;
大家傾向正向、慈悲的討喜話題,以致當邪惡滋生,我們無所預警,直到釀成大禍,為時已晚。

我接觸過不少「反社會」個案,他們滿溢的「恨」隨時準備爆湧而出;
然而大部分的恨,來自於人或社會的深層背叛,是對愛的失望,讓他充滿恨。
好比一位職業殺手個案,聊到如何追蹤和謀殺,似乎是位資深的獵人,不帶情緒談著嫻熟的狩獵技巧。
然而,當談到失怙的姊姊如何帶大他,如何被鄰居和家族欺負、欺騙和嘲笑,一生為他擔憂,
殺手強忍眼淚,溢滿不帶情緒的眼眶。
我知道,他的恨是需要愛的表現,只是他已不自覺這需要;
這終究是恨,不是邪惡。

那天,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和他兒子談談;
小孩今年高二,就讀於一所十分著名的公立男校。
少年與我單獨談了幾句,他原本表面禮貌的神情,漸漸凝重:
「你到底是誰?」
我停下來,慢慢看了他的眼:
「我是你爸爸的老朋友,是一位心理醫師。不知道你爸爸怎麼介紹我的?」
 「他說要找一位老友午餐......,」少年說完就沉默了。
 「一起午餐?」我在聲調中試著去同理。
 他笑了,一種十分促狹的笑容,但不講話。
不生氣也不想憤怒,不做任何被欺騙而有的反應。
他在旁觀,看看這位又被他很有辦法的爸媽操縱而來的「心理專家」,能變出什麼把戲。

這世界對他來說,沒有情感的連結。
他只是站在另一端,冷冷看著世界,以及自稱保護世界的諸神。
可是他的潛意識深處在想:
這個愚蠢的世界和愚蠢的大人,等我長大、有能力了,你們就不能再這樣擺布我了

在那寒冷的近午,我看到這年輕孩子,
內心已埋有一顆邪惡種子──儘管這種子還沒發芽

政治理論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研究納粹戰犯時發現,
這些人是沒有偏差行為的正常人,
但他們無法使用同理心,並且隔絕於外在世界,
與世界(包括家庭)越疏離,越缺乏歸屬感,便越覺得被排擠,而萌生報復的念頭,
最後做出不可思議的惡行也無感。

缺乏信任導致的冷漠,正是邪惡的溫床

父母是小孩與世界的連結方式之一。
所以,當我們面對小孩時,請試著以口頭和行為,肯定他們在競賽過程中的努力,避免用優勝劣敗來下判斷。

他們對世界的信任感越多,便可遠離邪惡幾分;

未來,即便面對信任感薄弱的社會,
孩子也會知道如何處理、面對挫折,不至於陷落冷漠中。

改語調、吵好架


著有《魔女的復仇》的英國小說家薇爾敦(Fay Weldon)講過一句名言:
不生小孩的最大優點是,妳可以繼續相信自己是好人;
    一旦有了小孩,妳就會明白戰爭是怎麼打起來的。

幾乎在每一刻,
教養子女都包含了美好與恐怖的雙重特性,
而自責與責備則是伴隨成長期間的基本元素。
做父母的往往會認為,
孩子的行為必須在我們可以掌控的範圍才是安全的所在,
當場面失控時,我們便陷入無助與憤怒當中。

看清楚彼此的臉

如果問自己,有哪些明顯的障礙?
你能說出幾個?

我先說。

我有閱讀障礙
我常常看沒幾頁書,忽然靈感出現,我便開始書寫。

我有恐懼"衝突"障礙
每當我預感可能的「衝突」,我會預防,但其實我壓抑掉大量憤怒和委屈,在另個時刻找出口,像火山爆發,燒死火山口四周倒楣的旅客。

我的第三個障礙是嚴重缺乏方向感
我曾經在宴會中出去上洗手間,我走出來轉個彎便回不去。

我的這個障礙和第四個障礙有關,我記不住陌生人的臉
我看電影時如果多幾個角色,我常常跟不上,真實人生我也一樣。

一次典禮後的茶會,有兩、三個年輕人趨前向我致謝,並且向我請教對作品的意見。
當時我正陶醉在剛剛致詞所換來的笑聲和掌聲,所以我精神亢奮。
我問了對方的作品和名字,但是我只問;
十分鐘後,我轉身去別處和朋友打招呼。
當我才轉身,又有一個年輕人來請教,我問他字和作品,他錯愕的望著我:
「我就是剛剛請教你的人呀!」


請數一數我在剛剛短短的敘述中用了幾個「我」?
一共二十七個;
其中只有一個是那個年輕人。

我的「我」
和別人的「我」
是二十六比一。

這便是障礙的核心:
我缺少「傾聽」的能力


女兒曾經控訴小時候和父母親說話充滿挫折,長大後常夢到自己盡全力呼叫,
但大人只固執的
嘮叨,聽不見孩子的聲音,更看不到孩子悲傷痛苦的臉。

她說,直到自己做母親,才從自己對孩子的反應中,想通父母親的許多障礙。

父母的情緒障礙不比孩子少,
有時故意躲避兒女的質問,是因為沒有能力幫助或解決問題。


女兒為照顧兩個幼兒心身已達崩潰,
能義無反顧支撐她的,總是對她無微不至的母親,
我也很
願意從旁協助;

從那一刻起,她終結了惡夢。

嬰兒一出生,父母親盯著那可愛的小臉,清楚記得每個變化,
之後進入青春期,因為彼此衝突,原本可愛的臉長出醜醜的痘痘。
而孩子打從有記憶,父母親已是大人,
大人的臉勞累愁苦,孩子很不想看到,
於是彼此越來越陌生。

兒子做父親後,覺得不了解我;
他說,越親近的人越陌生。
孩子習慣用父母親的角色辨識朝夕相處的那對男女
忘記他們也是有障礙、辛酸、痛苦的普通人。

了解到這些後,也許我們更可以好好看看孩子的臉。

到底你們彼此認識嗎?

文摘自商業周刊 1420 小野

2014年11月2日 星期日

《虛擬天后》:當科幻成為人心的邊界

《虛擬天后》:當科幻成為人心的邊界

作者:張硯拓

曾以動畫片《與巴席爾跳華爾茲》拿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導演阿里佛曼,新作《虛擬天后》在金馬影展放映,不論形式的選擇或議題闡述,這位以色列導演都繼續展現更大的企圖心。
《巴席爾》是個關於戰爭記憶與傷痕的故事,其敘事較接近紀錄片,但動畫的形式帶來相對安全的距離感,又更直覺、細膩地描摹心理。
來到《虛擬天后》,這次的故事辯證「實」與「虛」,以三分之一真人、三分之二動畫的方式談人的感官,現實與幻想的邊界,甚至物質文明和社會體制之質變。 

這是一部「反烏托邦」類型的科幻片。

故事的靈魂人物是美國女星蘿蘋萊特,她在片中演自己,一個四十多歲、青春已逝的「前」潛力女星,如今落入幾乎沒有片約的窘境,好萊塢的大片廠便趁此提出一份合約,想買斷她的「演藝生涯」:讓專家們透過電腦將她的容貌、身形、聲音印象、喜怒哀樂等等一切都掃描成檔案,以便他們藉此「合成」她的形象,就能讓虛擬的蘿蘋萊特演出任何電影了。

至於條件,則是她本人不得再參與任何形式的演出。永不。 


《虛擬天后》劇照。來源:金馬影展官方網站 


這當然是虛構,是未來式的科幻想像。然《虛擬天后》用它的前三分之一,煞有介事(且誠懇)地討論這個議題:特效一直在進步,會不會有一天真人演員就不再被需要了?
這一題,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太空戰士電影版》面世的時候(2001)就被問過了。
十多年後如今,無論特效再怎麼進步,人眼對「假的真人角色」的接受度還是趨近於零,那些真正成功的虛擬人物:浩克、咕嚕、凱撒、葛魯特和火箭浣熊,都不是真人。
不過話說回來,這只證明了這一關真的很難,並不能否定理論上、片中的「虛擬合成演員技術」有一天會真的可行。這至少比人工智慧擁有自我的可能性(科幻的王牌大哉問)更高一點。 
而由此,《虛擬天后》要辯證的是演員的價值。

片中的蘿蘋萊特,被經紀人和片商老闆形容為
「在公事上不可靠,在私領域又總是做出錯誤決定,葬送原先大好的前程」,
這正是指她戲外的生涯——對新一代觀眾而言,除非看過這兩年的影集《紙牌屋》,否則很難對她有印象吧?她其實就是《阿甘正傳》裡那位脆弱、徬徨、不知如何照顧自己的女主角珍妮。

片中,哈維凱托飾演的經紀人(另一個動人的真人角色)對她說:
一直以來,妳都以為自己可以「選擇」,其實在好萊塢,演員演什麼角色,該怎麼演,怎麼配合宣傳,營造出怎樣的公眾形象,都操之在片廠、導演、經紀公司之手。你們根本就是棋子!

 這是《虛擬天后》的第一層犀利,道破明星光環底下「自我」的被掩埋。

當然真相不這麼絕對,也有熬出名堂的明星能主導自己的生涯,挑選認同的題材和值得詮釋的角色,但那背後的地位建立,需要時間,而女星擁有的時間非常短暫。是以能相對掌握自我的,幾乎都是男性——喬治克隆尼、麥特戴蒙等等。

經紀人對蘿蘋說:
「透過這技術,妳得以把自己的外表/魅力/天份等等明星價值,賣個好價錢,從此不再需要忍受種種被制約、被擺佈的狗屁。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

《虛擬天后》劇照。來源:金馬影展官方網站 

但蘿蘋說,我不想賣。「我」之於他人的形象,是我的存在意義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即使我們做出的決定,多數是被人生經歷、主觀性格、客觀形勢所推擠而毫無餘地的「選擇」,但那被看見的、被迷戀被討厭的、被懷念或蔑視的,至少是我認識的自己。
於是在此,看似悲觀否定演員意義的《虛擬天后》,反倒推導出不可取代的人本價值了:就算有天,真人演員在大銀幕上敗下陣來,也得輸給一個完全虛構的對手,而非另一個(不存在的)自己。 

再說第二層。

當《虛擬天后》跨入後半的動畫階段,它在乎的虛實層次也來到人的核心知覺:
在片中「二十年後」的世界,大銀幕上的角色是真人與否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透過藥物,所有人的娛樂皆來自對感官的直接操縱,成為全面性被置換的幻覺。
在那世界裡,人們隨心所欲變成自己希望的樣子,也以自己的偏好看見這世界:有人想當麥可傑克森,有人是克林伊斯威特,有人神似安潔莉娜裘莉,連湯姆克魯斯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 這同時,生產這些藥物供給世人幻覺,以維持這世界運轉的藥商/遊戲商/片商,便成為一個終極的消費企業複合體,變成這反烏托邦的「老大哥」——誰控制了娛樂(慾望),誰就掌握人性,就掌控生活的驅動力,就握有體制。於是反抗軍也出現了,為了反抗服從於慾望的大眾,他們必需是一群激進的武裝份子。於是這企業也有了警察,因為警察的存在向來是為了抹滅、排除、修正那不遵循體制之人。

藉著科幻,這故事要說的終究還是「選擇」,就如同《駭客任務》,就如同《風之谷》漫畫。

《虛擬天后》劇照。來源:開眼電影網站 

就敘事而言,《虛擬天后》在它「起飛」後的恣意徜徉,幾乎無拘無束,但也變得零散,無法那麼知所云了。它的企圖心極大,也許正因為太大了反而不好收束,比起題材近似的《盜夢偵探》顯得焦點較散,也無法玩出《全面啟動》那在繁複的規則底下翻轉的邏輯趣味。
但這不必然是壞事。藉著幻中之幻,阿里佛曼得以讓觀眾更靠近他心目中的夢幻意識,也許失去線性,但這不就是片中世界的空虛質地嗎?它畫出慾望的極致,娛樂的終點,亦即所有低層次的感官刺激,反將人們隔離進自己的心。
片中有場產品發表會,意有所指地被描繪成「佈道大會」,連主講者的名字都藏有玄機。
若將這視為這位以色列導演對當下全球消費文明的批判,也絕非誤會。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句朗朗上口的格言,曾是開創全球手機風潮的諾基亞(NOKIA)的註冊商標。而如今讓它陷入苦戰的,又是另一間更懂得人性(或說是消費文明)的公司。

究竟隨著科技進展,人性的疆界是更廣闊了、乘上翅膀飛得更遠了,還是其實更內縮,更迷途,更原地打轉?
《虛擬天后》也許給不出答案,但點出了一些問題,也點醒某些思考。於此,就值得進戲院翱翔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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